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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古之风,复礼于器 —- 浅谈龙泉窑青釉琮式瓶

仿古之风,复礼于器 ---- 浅谈龙泉窑青釉琮式瓶

“礼”在商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写为“豊”,是繁体“禮”的本字。[14]据“豊”的字形来看,商代的“豊”实指器物或酒醴,还未有普义上“礼”伦理道德的含义。而“礼制”是统治阶层对民的“礼”进行理性筛选后加以政治化,继而上升为国家礼仪,最终成为政治手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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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礼”

宋恢复礼制的背景大致可从两方面来解释:一为政治背景。北宋一统天下后,儒学开始与佛教、道教相互渗透,形成新儒学;二为思想背景。古文运动兴起和金石学考证对宋瓷器仿古有直接影响。

《宋史·文苑传》[12]中简明概括了盛行于北宋中叶的古文运动:“国初,杨亿万、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没。宋文日趋古矣。”

沧海横流 以礼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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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承北宋以来的礼乐观念。“靖康之变”后,赵宋王朝受奇耻大辱,赵构却仍实行苟且偷生的对外政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南宋统治者无力对外,便强化对内的思想控制,妄图维持偏安局面。加上此时权相政治问题突出,秦桧在高宗时期兴文字狱,重用亲信,诛杀异己,后朝有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佞臣权倾朝野。南宋统治阶层腐败专权,整个社会被颓靡、压抑气氛笼罩。

当社会经济和文化被摧残,重建礼制就显得特别必要。

理学便在这种土壤里茁壮成长。朱熹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仪、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过唐人。虽重礼仪,但国力孱弱,“简礼乐”成为南宋人的通识,“典礼赋”成了文人以媚权相的工具,同时倡导实用主义,提出“详人事、略符命”的主张。

龙泉窑青釉琮式瓶因此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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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龙泉窑青釉琮式瓶

图片采自故宫博物院

仿古之风 远至良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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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是玉、巫、神三位一体的社会,玉琮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最早、最多,质量最精。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金沙遗址都有发现。良渚文化玉琮功能不一。

一说玉琮为朝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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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琮”始见于《周礼》和《仪礼》,《周礼· 秋官·大行人》[16]中有:“圭璋曰先,朝聘以之,璧琮曰加,享礼以之;琥璜曰将,大飨以之。”

《周礼·秋官·小行人》中掌握邦国宾客的官用合六币招待四方之使者:“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合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黻。此六物者,以和诸侯之好故。”

《周礼·考工记·玉人》中诸侯用璧和琮敬天子:“璧琮九寸,诸侯以享天子”;“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谓内镇,宗后守之。”“驵琮八寸,享夫人以琮。”

二说琮用以敛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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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春官·典瑞》[17]以璧琮以敛尸:“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

郑玄在《周礼注疏》[17]中说琮葬在墓主人的腰腹部作敛尸用:“以敛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盖取象方明,神之夜。”

但琮葬于墓主人的腰腹部这种说法过于笃定,经考古发掘发现并不完全是如此

玉琮大部分出土于筑于高台上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中,木质葬具,一棺一椁,伴出随葬品以玉器为主[21],这以证敛尸这一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在福泉山[11]和寺墩遗址[21]中发现与墓葬仪式相关的用火痕迹,说明玉琮与墓葬祭祀仪式有关。

玉琮在墓葬中所处的位置据时代不同而不同。早期玉琮主要在墓主人的腰腹部,如反山M12:98[21]出于墓主人头部上方,作为天门;晚期主要出于墓主人头部、腰腹部和脚端、头前和身侧,玉琮环在骨架周围。普安桥M11[25]出于墓主人臀部;高城墩M8[7]发现较为罕见的随葬方式:将残玉琮被破坏成数片,分布在墓主人的头部周围。根据玉琮伴出的玉璧和玉石器钺(斧)来看,用玉琮敛尸或是墓主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两周时期用玉琮敛尸,主要是作为生殖器套保护精气或以碎琮作口含等,有学者认为这种摆放方式与周人的魂魄和玉为精物两个基本观念有关[13]。

三说琮以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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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春官·大宗伯》[17]中的琮因外形用以祭地:“琮之言宗也,八方所宗也,外八方象地之形,中虚圆,以应无穷,象地之德,故以祭地。”“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

关于祭地的说法,郑玄在《周礼》[18]注中解释: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

从以上可知,玉琮的功能包括朝聘、敛尸和祭地。还有一种说法是玉琮作为臂环佩戴,或玉琮型制是由臂环发展而来[24]。时代越晚的玉琮,其朝聘、敛葬的功能性越弱,礼制性越强。

形似神非 礼制象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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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窑青瓷琮式瓶仿制良渚玉琮,或被赋予了良渚玉琮的部分功能。其采用青釉,更接近玉的本色。从型制上讲,龙泉窑青瓷琮式瓶做成了实用器瓶的形状,而并非像良渚玉琮一样中空。龙泉窑青瓷琮式瓶多为10节以上,这与良渚文化早期玉琮节数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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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玉琮较矮,一般饰有兽面纹、人面纹或者两者的结合,节数未超四节。四节以上的较高的琮主要在晚期出现,晚期纹样主要为单独的人面纹。即便有多节数的玉琮,也会被分割成短截,如福泉山M40:1103[11],横山M2:14[20]被分割的玉琮,另有说法是琮在制作过程中本身就是多节的。龙泉窑青瓷琮式瓶几乎都为多节,所以其仿制的应是晚期良渚文化玉琮。有学者指出良渚文化玉琮的节数不带有特定含义,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龙泉窑青瓷琮式瓶的节数设置或也无特定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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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良渚文化玉琮(沁色)

(图片采自故宫博物院)

良渚文化玉琮的纹样从早到晚变得精简,巫鸿在《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张光直先生的《美术、神话与祭祀》里对图像崇拜都做过研究。张光直先生认为美术在夏商周时期就是摄取权力的手段,无论是兽面还是其他动物纹样都是统治者借巫术的力量摄取权力的工具。所以玉琮纹饰是带有原始巫术力量的,但龙泉窑琮式瓶并没有仿饰良渚文化玉琮的人面或兽面纹,可以推测宋代并不看重纹饰,或可认为纹饰所包含的巫术力量已经消失。所以在宋崇古风下,统治者仅需要大量型似古器物的仿古器存在以正礼制,并不刻意仿制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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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窑青釉琮式瓶与良渚文化玉神人纹多节琮对比图

左:南宋龙泉窑青釉琮式瓷瓶 出土于四川省遂宁市金鱼村 现藏于四川宋瓷博物馆

右:玉神人纹多节琮 高32.1厘米,孔径6.3-7.2厘米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图片采自故宫博物院)

早期的玉琮多注重内圆的型制,外方的型制并未完全显现,直到晚期才显示出外方才固定下来。笔者赞同学界的说法,认为晚期玉琮外方内圆的型制和天圆地方说法相符。

上法圆天 下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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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圆地方”的文献资料较多,其最早见于《淮南子·本经训》天圆地方,道在中央;后有《周易·说卦》:“乾为天,为圜。”《淮南子·本经训》戴圆履方;《晋书·天文志》[3]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大戴礼·曾子天圆篇》[1]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

《吕氏春秋》[24]中有: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疏类疏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周脾算经》:圆出于方,方出于矩,天环矩以为圆,地合矩以为方,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庄子·说剑》中写明古人对天象的重视: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地方,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顿四乡。”此处的“三光”就是指日月星辰。天、地、人是中国古代社会宇宙的主要构成元素,《礼记· 礼运》:夫礼,必本于天,看于地,列于鬼神。《史记·礼书》也有“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的说法。

根据“天圆地方”的解释,玉琮有四面,四角的神面正指向东南西北,四面上的神面指向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方向,所以为八方。这和曾侯乙墓[6]漆箱盖中有二十八星宿用作图示墓葬主人卒日的纪年,其就分为四象,对应的方位是四角相似。古人有南面观天的传统,玉琮应是放在祭祀人的南面,四角便指向东南西北四方。如果是朗夜,这时就可以看到南面至天顶这一范围内的星辰,即南天黄道附近星宿的排列,来探讨所观天象的意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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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二十八星宿漆箱 图片采自湖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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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箱盖上的星象图 图片采自《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6期 P38

从型制上的外圆内方推测其代表天圆地方的含义并不只有玉琮,1987年在新干县大洋洲遗存出土的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学界同样认为其上管圆、下銎方的造型和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相通,寓意神人贯通天地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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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神人青铜头像(约公元前1600-1064年)

(图片采自江西省博物馆)

这样看来,龙泉窑青瓷琮式瓶反映了南宋“简礼乐”、“重实用器”的核心思想,型制更接近实用器。保留与古代“天圆地方”观念相符的“外方内圆”外形,四面无代表巫术力量的纹饰,综合来看未存良渚文化玉琮祭祀的功能。所以龙泉窑青釉琮式瓶是在南宋崇古风下,为达到复礼于器,以礼制心目的的礼制象征性产物,是在礼制外表下的实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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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按作者首字母大小写顺序排序)

[1][东汉]戴德:《大戴礼记》,《四部丛刊》明代刻本。

[2]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2页。

[3][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4]郝明:《良渚玉琮反映天地观念的再思考》,《新西部》2017年6月中旬刊,第83-86页。

[5]胡君佩:《宋瓷的器形仿古及其原因浅析》,《艺术理论》2008年第2期,第54-55页。

[6]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53-54页。

[7]陆建方、唐汉章等:《江阴高城墩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五期,第4-21页。

[8]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02期。

[9]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第十一期。

[10]宋建:《良渚—神权主导的复合型古国》,《东南文化》2017年01期。

[11]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80-181页。

[12][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13]汤超:《西周至汉代出土玉琮功能初探》,《南方文物》2017年第3期,第79-87页。

[1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礼》,中华书局,1959年。

[15]杨向奎:《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制作时代》,《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第5期。

[16][先秦]周公旦:《周礼》。

[17][东汉]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8]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42页。

[19]浙江省余杭市文管会:《浙江余杭横山良渚文化墓葬清理简报》,《东方文明之光》,1996年,第69-77页。

[2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2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3年。

[2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23]周玮:《良渚文化玉琮基本特征的考古学观察》,《江汉考古》2004年2月,第43-47页。

[24](转引)周玮:《良渚文化玉琮名和形的探讨》,《东南文化》2001年第11期,第60-68页。

[25]赵辉、芮国辉:《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04期。

撰文:有无间

校对:有无间

美编:科学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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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贡火柴-亚太沉香研究学会副会长,现代沉香分类标准制定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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